他执意要送我坂本龙马牌的袋冲咖啡。在包装盒上,是那张著名的照片:这位土佐志士身着松松垮垮的和服,双手背后,一头乱发向后拢去,一把短刀斜插在腰间,昂首远方,眉毛粗重,双眼眯成一条狭长缝隙,紧闭的嘴角向下撇去,显得踌躇满志又漫不经心。这神情也是志士们对自己的普遍期许——心系日本之命运,却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坂本龙马

在1853年黑船来袭与1868年明治维新肇始之间,这些来自不同藩的志士,是推动日本改变的最活跃力量。很可惜,这张照片的一角被裁剪掉,坂本龙马的那双皮鞋消失了,他的另一个特性也因此遮蔽——在这群志士中,他不仅以眼界开阔、勇敢无畏著称,还是他们中最时髦的一位。他喜欢西洋的手枪,用皮鞋替代木屐,还是第一个旅行结婚的日本人。或许也是个咖啡的爱好者,至少这盒袋冲咖啡宣称,这是“龙马爱过的咖啡”。

金子刚先生是咖啡出品人。他年近六十,消瘦、挺拔,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曾经营过多年的日本料理与西餐厅。他泛黄的头发、有些凹陷的眼眶,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长崎的外来因素。在漫长的德川时代,这座城市是日本唯一的对外窗口,欧洲的影响渗透到食物、建筑、语言、风俗甚至人的基因。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在一间狭长安静的办公室里,金子刚讲起18年前他前往高知县——在德川年代,这是土佐藩,坂本龙马正是从这里走向全国性的舞台——说服了这些故乡人,授权给他坂本龙马品牌,创造了这一款咖啡。这也是日本的另一个有趣之处,它的历史人物既有神一般的地位,备受崇敬,又有一种奇特的亲切感。他们被制成玩偶、进入漫画、拍成偶像剧、进入商业广告,像是你身边的朋友。各地都会组成协会,他们研究、讨论这些人物,寄托自己的个人期望,寻找社群的慰藉。在这些历史人物中,坂本龙马的角色尤其突出,也最受欢迎,他不仅创造了历史功业,还对当代人有致命的吸引力,软银的创始人孙正义就公开宣称自己是他的追随者。

这个形象是事实与传说的混合体,每个时代都按自己的方式塑造他。第一部关于坂本龙马的小说,出版于1883年。那正是自由民权高涨之时,龙马被塑造成一个民主与宪政的先行者,土佐藩虽已变成了高知县,但他的昔日伙伴板垣退助成为了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1920年代,众多小说将他塑造成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个为自由而战的人,这响应了大正民主浪潮;到了1940年代初,他又摇身变成了帝国海军的先驱、狂热的爱国者。

而金子刚与孙正义崇拜的龙马,来自于司马辽太郎。这位历史作家在1962-1963年间的一份杂志上连载了《奔跑吧,龙马》,将他塑造成幕末维新中最重要的英雄。与传统的武士不同,他是一个战略家、一个联盟缔造者、一个永远拥抱新事物的人物。这也是个励志故事,龙马并非天生不凡,甚至到了12岁仍会尿床,全凭个人意志与远见,开创了自己的命运。这个形象正与战后的日本新精神吻合,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日本,要用贸易与商业重新证明自己。这套历史小说不仅卖出了2400万册之巨,还被一次次地改编成电视剧、舞台剧、漫画。

NHK第49部大河剧《龙马传》剧照,坂本龙马由福山雅治饰演

“我喜欢他的企业家精神,能无中生有。”金子刚说。四十年前的大学时代,他也是司马辽太郎的热情读者。如今,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长崎的坂本龙马学会的副会长。在一家坂本龙马主题的居酒屋,我还见到了消瘦、内敛的会长,身穿龙马式的和服,只是腰间少了一柄短刀。他在长崎大学学习水产科时,就为龙马的胸怀大志与实干精神所吸引。

他们创建了这个社团,举办各式聚会,与遍布日本各地的相似组织,分享对龙马的理解。他们还在凤头山上集资兴建了龙马的铜像。他双臂抱怀俯视着长崎港,似乎不仅给昔日,也给此刻的日本,指出了方向。

在长崎的一家海港酒吧,我喝着麒麟啤酒,翻阅着手边的《坂本龙马和明治维新》。已故的Marius Jansen是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日本权威之一。他在日本研究中的地位,类似于费正清之于中国研究。他1922年出生于荷兰,还是个婴儿时就到了美国。他原本在普林斯顿研修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史,战争改变了他,冲绳服役的经历,让他对日本发生兴趣。1969年,他出任普林斯顿刚设立的东亚系主任。可以同时用英文与日文书写,出版的著作超过20本。《坂本龙马和明治维新》出版于1961年,也是这位历史学家的成名作,出现在关于日本的各式必读书单中。

日版单行本《坂本龙马和明治维新》

很可能,司马辽太郎的小说受到它的影响,但比起冗长且滑向个人传奇的小说,这是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Jansen想借这个土佐藩武士短暂的一生,折射出幕府末年日本的政治、社会状况,这个常年封闭的社会如何应对突然到来的外来冲击,个体如何在这混乱中展现雄心、才华与勇气。

长崎是阅读这本书的理想地点。潮湿的海风拂面,夕阳下的港口,船影绰绰,间歇有黑色的山鹰从山上冲下,掠过海面。这个安静、诗意的港口曾经忙碌异常,自1641年德川幕府锁国以来,它是日本唯一被许可的对外窗口。在我所坐的酒吧不远处,就是出岛,在漫长的时间里,这个人工岛是日本主要的贸易中心。每年8、9月,季风把荷兰商船从巴达维亚吹到此地,带来胡椒、砂糖、玻璃器皿、天鹅绒,11月后,再将铜、樟脑、漆器运出。贸易从来不仅关于货物,也与理念、思想紧密相联。尽管在欧洲人中,荷兰以实利主义著称,但这小小的出岛,仍变成了新知识中心。一些好奇心旺盛的日本人开始学习荷兰语,并从零星获得的著作中,开始钻研医学、天文学,这些知识原本只能从中国人的书籍中获得,由此也诞生了“兰学”。

长崎也是各种新事物的体验之地,羽毛球、钢琴、咖啡、巧克力……我手中的麒麟啤酒也诞生于此,是日本本土酿造的第一款啤酒,它的制造者就生活在酒吧斜对面的山间。作为怡和洋行的大班,苏格兰人Thomas Glover也卷入了幕末维新的浪潮之中,他出售舰船、大炮给萨摩人,还送年轻人前往英国读书,他相信萨摩藩与长州藩,而不是江户的幕府将军,才能代表日本的未来。他也认识坂本龙马。

长崎是坂本龙马展现自我的最佳舞台。1865年,他带着二十多名土佐藩人来到长崎,创办了一家商贸公司。时年30岁的坂本已经验老道,动荡的社会环境逼迫他迅速成熟。

1835年,他出生在土佐藩一个富裕的乡士之家,当时日本似乎处于一种永恒的稳定之中。1603年统一日本的德川家康与其继承人,创造了一种精巧的统治机制。身在江户的德川将军是权力的中心,大名又是各自封地统治者,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官僚系统。将军用土地分封与参觐交代来控制大名。将军按“士农工商”划分了严格的社会等级,每个人被牢固地限制在土地与身份之中。与中国称读书人为“士”不同,日本的士是“武士”。

这个模式为德川幕府赢得两百多年的安定,但它的控制不可避免地松弛,无法适应一个更复杂的日本社会。大名生出了越来越强烈的自主意识,武士则日渐潦倒,在日益扩展的市场力量中,他们找不到位置,不满开始蔓延。在坂本龙马出生后不久,一场失败的天保改革更加剧困境。

直到前往江户之前,坂本龙马对此所知甚少,除去所属的村庄及藩国,甚至不知日本意味着什么。像很多武士一样,他学习剑术、儒家著作与朴素的道德准则,其中一条是“片时不忘忠孝修行,此为第一要事”。

18岁的他在江户一家武馆深造时,黑船开入东京湾,江户城陷入恐慌,他与土佐藩士兵一起被派往品川备战。 “异国船各处到来,如此则近日有战。其时,吾当取异国之首后回国”,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尽管当时并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像很多同代人一样,黑船事件是坂本龙马政治意识觉醒的开始,这些下层武士突然发现,他们有了开创命运的机会。

几年之后,坂本龙马被卷入到迅速兴起的“尊王攘夷”运动。德川幕府的政治机制的隐患显现出来,尽管依赖幕府的保护与支持,京都的天皇仍是名义上的统治者,但这双元权力结构创造的缝隙,让一部分不满幕府内政与外交政策的人士脱颖而出,他们既有势力强大的大名,也有雄心勃勃的宫廷官僚,更有下层武士,他们是其中最活跃的因素。

他们以“志士”自诩,宣扬一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在酒肆与伎馆痛饮畅谈,推崇暴力与自我牺牲。他们为陷入危机的日本找到一条简单、明确的道路,追随天皇而非幕府的权威,驱逐、攻击外国人以及这些外国力量的日本支持者——不管他们是官员还是学者。

坂本龙马也是“志士”的一员。除去纵情于风流韵事,他也试图刺杀著名的开国论者胜海舟。年长坂本12岁的胜海舟曾是个热忱的兰学者,还在长崎学习海军,驾驶航船前往美国,长期鼓吹培养翻译人才、训练海军。他们的会面成了日本历史上最浪漫的传说之一,预谋的刺杀变成了促膝长谈,胜海舟对日本前途的分析让坂本大为折服。在给姐姐的信中,坂本称胜海舟是“日本第一人物”,并追随他前往神户开设海军学校与造船厂。这18个月的经验将这个土佐志士带入一个更开阔与复杂的世界,他逐渐了解西方,超越了地方藩国的日本概念,习得更成熟的处世之道,获得了一个新关系网络。

这种新能力令他在接下来几年脱颖而出。1860年代的日本进入了一个更为颠簸的年代。天皇与幕府摩擦不断,将军继承人之争也不停歇,外样大名长州藩公然倒幕,英国人炮轰了马关与鹿儿岛,使两个最强大藩国意识到“攘夷”的不可行。

在1865年一片混乱的长崎,坂本龙马却看到一条新道路,他成立了名为“海援队”的商业组织。它的资金来源于萨摩藩,邀请长州藩的伊藤博文与井上馨住进萨摩公馆,从Thomas Glover手中买到7000支来复枪,他还说服萨摩藩从长州藩购买大米。对于原本互相敌视的长州与萨摩来说,这种关系不可想象。坂本龙马奔走于九州、萨摩与京都之间,极力促成联盟的达成,他相信,只有这个联盟才有足够的力量击败幕府,创造一个新日本。

到了1867年,他已确信幕府统治即将结束,开始憧憬一个新秩序。在前往京都的船上,坂本写下了八条改革计划:天下政权奉还朝廷,政令当出于朝廷;设上下议政局,置议员以参万机。万机决于公议;选有才之公卿诸侯及天下之人才,赐官晋爵,以为顾问,令除旧来有名无实之官;广采公议交际外国,新立至当之规约;折中古来之律令,新撰定完善之大典;扩张海军;置亲兵以守卫帝都;金银货物与外国定宜当之法。

这就是著名的《船中八策》,尽管它不过是当时流行看法的总结,但诉诸文字后诞生出另一种力量,很多人相信,明治天皇的五条誓文正脱胎于此。

在京都,迎接坂本龙马的不仅是即将到来的胜利,还有突然的死亡。1867年12月10日夜晚,在河原町的一家酱油店里,坂本龙马被刺杀,年仅32岁,至今没人知道,刺客是谁。死亡塑造了坂本的神话,他无需面对明治时代的新混乱,他的朋友西乡隆盛从一个维新缔造者变成了叛军头领。在很多人眼中——比如他的土佐同乡板垣退助——长州与萨摩的获胜武士也成了新的压迫者,他们塑造了一种反民众的寡头政治。

回国后的一个早晨,我冲下一杯龙马咖啡,很可惜,并没有体验出它的独特之处。窗外的北京笼罩在冬日的萧瑟与雾霾之中。我忽然想起Marius Jansen对于那些“志士”的描述——“在冬季的江户,他们身穿薄薄的便服,光脚踩着木屐在大街上走来走去。他们不修边幅,而且大肆挥霍,必要时也不是不会向商人借款或者干脆强取豪夺……作为一群没有计划的革命者、正在寻找领袖的追随人,它们在摸索一个更有机会出人头地的社会。不过,他们身上也有一种真正的爱国精神,而且相信自己的国家正处于危险之中……此时立刻采取果断的措施要比逻辑而理性的分析这种危险的内涵重要得多。”

不管历史学家对于幕末与维新做出了多少政治、经济、文化分析,多么强调时代背景与社会结构,但人们总是倾向于记住(或猜想)那浪漫一刻, 个人摆脱种种束缚,做出了大胆的抉择。坂本龙马多姿的一生以及他突然的死亡,使得他无疑成为一代人中最浪漫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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